第83章 世家大族(2/2)
历史上的士族政治,萌芽于东汉中期,亡覆于唐朝末年。于是,在一种感觉上认为:士族政治,从东汉,经魏晋南北朝,至隋唐,随着经济上的“占田荫客制”和政治上的“九品中正制”两大特权的消失,而呈逐渐削弱消亡的局面。其实这是一种极大的误解。因为,就历史事实看,封建士族政治时代有两个阶段最为辉煌,一是两晋北朝,二是唐朝。
唐朝时,尤其是中晚唐,士族政治不仅没有暗淡;相反,却再次奇异地辉煌起来,这并非简单意义上的“回光返照”。
“七宗五姓”的概念在唐朝时的广泛流向,使得自魏晋而建立起来的唐朝士族实际上呈上升趋势,尤其是自中唐开始,人们世家大族的观念进一步深固,士庶高寒之间仍有着极深的鸿沟。“五姓七家”,“恃其族望,耻与诸姓为婚”,傲慢地进行着内部通婚,以保持高贵的血统。如按北魏以来的传统,清河崔氏与陇西李氏、范阳卢氏世代为婚姻;赵郡李氏则与博陵崔氏世代为婚姻;范阳卢氏与荥阳郑氏世代婚姻,陇西李氏与范阳卢氏世代婚姻,他们不屑与其他姓氏为婚。
于是有盛唐宰相薛元超的一叹:“此生所遗憾者,未能娶五姓女!”薛家已属以韦、裴、柳、薛为成员的“关中四姓”之一,但仍如此仰望“五姓七家”,足可见其影响。贞观中,太宗皇帝无法忍受世家大族的傲慢,说:“比有山东崔、卢、李、郑四姓,虽累叶陵迟,犹恃其旧地,好自矜大,称为士大夫。每嫁女他族,必广索聘财,以多为贵,论数定约,同于市贾,甚损风俗,有紊礼经。既轻重失宜,理须改革”。当时,太宗多次发出包含迷惑与愤怒的质问:“吾实不解山东四姓为何自矜,而人间又为何重之!”于是,命重臣修《氏族志》,但在初稿中,编修者无视皇室,而将山东士族中的博陵崔氏排为天下第一。后在太宗的干预下,《氏族志》抬高了皇室,对山东士族进行了压制,但却没取得实际效果。
盛唐时,“七宗五姓”在朝廷上并无绝对优势,可谓势微言轻。
原因一是,当时建唐的功勋:关陇军事集团仍有很大势力,经过唐初的战乱,山东士族元气大伤,在朝中很难有发言权。
二是皇帝有意压制,李世民和武则天时期,对士族在朝中的影响多有忌惮,酷吏罗织罪名迫害世家大族的现象时有发生。
三是大力推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导致不少庶族朝臣出现,而当时七宗五姓多以门荫入仕,不适应且不接受科举考试这种新的出仕方式。
四是寒门出身的朝廷权臣的嫉恨(如武周时宰相许敬宗和李义府所为)。
但安史之乱之后,唐朝政治中枢进行了重建,七宗五姓借助于科举制度而重新抬头。比如荥阳郑氏,盛唐时为宰相者难寻身影,而自中唐开始,连续出现了十多位宰相和重臣,遂有“郑半朝”之说;又如清河崔氏,有唐一代,其支房南祖房、清河大房、清河小房、青州房共十人出任宰相,安史之乱前任宰相的仅有二人,事变后进入中唐,则陆续有八人为宰相。世家大族之所以重新崛起,与掌握了科举权有密切关系,再有就是在适应了科举考试制度后,世家大族深厚的家风与知识传统使他们在考试中占有特别的优势。如范阳卢氏,有唐一代尤其是自中唐起,中进士者超过百人,这一数量令人惊异。
要知道,唐朝时科举考试中的进士考试是最难的,录取人数又少,卢氏能有此成绩,自是借助于家风与知识之厚。但高门大族中亦有始终蔑视科考制度而秉持中古贵族观念的,比如以荫入仕的宰相赵郡李德裕和荥阳郑覃,李德裕“耻与诸生从乡赋,不喜科试”、“尤恶进士”,荥阳郑覃更是建议废除进士制度。
在唐末的黄巢之乱中,造成大量世族人士的伤亡,富饶的家园与产业也惨遭破坏,而华北世族引以为傲的贯册祖谱也流失,世族衰落,最终与庶民再无区别,世族的地位由地主绅士阶级取代。
(本章叙述七宗五姓在唐代的影响和生存状况,七宗五姓不甘心自己的政治地位衰败,暗中培植自己的代言人,也为故事的发展埋下了伏笔!)
(本章完)